外来未婚女性更容易频繁更换男友，更易于发生非意愿妊娠。在对总共25个研究对象的访谈中，笔者发现很多被访者会不自觉地反复强调自己与男友是出于强烈的感情或是彼此相恋时间已久，认定对方是未来的结婚伴侣才会与之发生性行为，尽管笔者只是让她们回忆初次性行为的大致情形。从她们这种叙述逻辑中可以发现未婚先孕的污名化事实上的确引发了人们对未婚女性道德上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不仅仅涉及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未婚先孕，而是扩展到了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由于歧视所引发的人们尤其是老一辈人对未婚先孕者的谴责气氛使外来未婚女性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舆论压力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破坏。为了免于被人歧视，除了选择沉默和隐瞒之外，相对频繁更换男友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价值的贬低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国外研究发现日，一个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虽然不会遭近亲却会遭到周围人的回避、嘲弄、不认可和贬抑。承受污名的人可能慢慢去接受那些与污名相连的文化刻板印象(如消极、堕落、轻浮等是正确的。最后，被加烙印的人会在它们尚未发生之前，预期它们。到了那个地步，她们已在深刻的羞耻感的认同中完全将烙印内在化。此时，其行为发展受其否定性自我观念的影响承受污名的人会慢慢接受自己是“正常”社会交往以外的人，通常会降低自我尊重。
其实，影响外来未婚女性非意愿妊娠发生的因素是复杂的，来自于个体的、家庭的、社会的种种因素都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影响着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并进而造成生理、心理、社会调试等健康后果。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因素往往相互交织，因果关系也很难一一对应。个体因素使她们因未能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认知水平而不足以保护自己；家庭因素加大了她们在生殖健康方面受损的机会；而社会因素则使她们在巨大的社会环境影响力的冲击下迷失自我并在遇到困难时无法获得及时有力的社会支持。社会环境因素的强大影响往往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一些社会现象产生认同而不去问“为什么”，中国社会传统观念中对未婚先孕的污名与歧视确实从多个方面加剧了未婚女性尤其是外来未婚女性的社会性别弱势地位，并进而对其生殖生育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自我效能理论的提出者班杜拉曾经指出的；“每个个体既是他们周围环境和社会的产物也是他们周围环境和社会的创造者”。我们只有深入地认识和分析未婚非意愿妊娠的社会、文化等背景因素，才有可能有效地维护和促进青少年生殖生育健康。